最熟悉的陌生人——台灣移工制度及移工處境

        由人權中心、殷海光基金會、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合辦的第一場活動，當天參與人數眾多，全場滿座。演講主持周怡君主任，先以經濟全球化，指出台灣亦因應此風潮而於上世紀引入大量低薪的外籍移工，至今已累積高達70萬名移工，然而卻面臨不能自由轉換職業、無法取得永久居留、低薪且沒有勞保、沒有尊嚴的居住環境等問題。

        接著由臺灣國際勞工協會（TIWA）資深研究員陳秀蓮主講台灣移工制度及移工處境，舉出不同例子與相關制度的核心問題，說明台灣多年來有關移工制度的缺憾——由於政府對移工政策採以自由化、私有化、去管制化的取向，以致沒管制下而層層外包，漸漸被中介公司壟斷，亦難以尋求其他東南亞國家於當地物色適合移工，無法開拓新的引入來源取代舊有中介。而本地僱主偏好外籍移工比本地勞工耐操，即使成本相近仍會選擇外勞，加劇本地工人就業機會的競爭之下，本地工人與工會極為反對改善有關外籍移工的制度，TIWA協助移工的工作亦經常受到本地人批評和質疑。秀蓮又以他資深的工作經驗，舉出目前移工在台灣面臨的困難處境，包括遭受強制扣薪、沒有休假權、超時工作、遭中介性侵、沒有職災保障等等毫無法例與執法保障的就業處境。秀蓮指出，在台灣從事移工權益的爭取工作，需要以長時間來看待，改善非常緩慢，而改變與否都跟僱主利益有密切關係。

        與談的施逸翔回應指出，台灣移工政策的問題重點就是「移工、中介、僱主」的三角關係，他認為該問的問題應是「我們可以做什麼？」來介入這三角關係，從而使政府的移工政策既符合人權標準，又可平衡滿足僱主要求，最終讓移工於台灣成為完整的人；因此他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意識自問個人層面有何方法，亦期望國家人權委員會思考可做什麼。

     最後問答環節，另有意見提出國家政策方面，可參考南韓立法規定國家有義務保障外勞具備能力適應生活；在思考人權意義時，可回歸到基本的生活層面去發想。